兰考县检察院新一届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张震一上任，就提出要以打造富有“兰考特色检察队伍建设品牌”，促进检察工作跨越发展的思路，着力培养干警的“四种”理念，即：弘扬焦裕禄亲民爱民精神，培养检察官“为民”理念；弘扬包公秉公执法精神，培养检察官“公正”理念；弘扬岳飞精忠报国精神，培养检察官“忠诚”理念； 弘扬刘青霞的无私无畏精神，树立“奉献”理念，有效提升了检察干警的“软实力”。

  弘扬包公秉公执法精神，培养检察官“公正”理念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官吏廉政的楷模、改革的使者、护法的卫士-----包拯

 包拯，生于北宋咸平二年(999年)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，也曾刻苦读书，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，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。按照宋朝规定，考取进士之后，便可以做官。 包拯被派到建昌县(今江西永修)任职。为官清廉、铁面无私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，应该尽孝奉养双亲，因而请求回到安徽，在和州(今安徽和县)做官。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，被大臣们赏识，宋仁宗庆历三年(1043年)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。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，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。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 从此包拯直接参与朝政，对于朝廷各个方面，尤其是用人等方面，提出看法和建议。实际上，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，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，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。并且还曾出使契丹(辽国)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    宋仁宗庆历六年夏，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。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，户部掌管全国户口、两税等，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。 包拯先后担任京东、陕西、河北转运使，转运使负责一路（相当于省）的财政、监察等行政事务。在地方，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，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两年之后，包拯被召回开封，提升为户部副使。由于包拯工作出色，利国利民成效显著，皇祜二年(1050年)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

    在知谏院兼任谏官之职时，职位十分重要。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，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。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，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，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，提出了革新建议。

    至和三年(1056年) 包拯回到京城，任开封府尹。嘉祜四年(1059年)，包拯以枢密直学士、权三司使等官职，上升为当时重臣。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，相当于副宰相之职。

      勇于主张改革

包拯是一位改革家，他所处的仁宗时代，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，冗官、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，老百姓的负担加重，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。面对这样的形势，包拯忧国忧民，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。

在政治上，包拯主张改革官制， 北宋仁宗时代，官僚机构庞大，冗官成灾，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。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，不能用奸邪的小人，而且建议提拔“奋不顾身，孜孜于国”的素有才能，公直廉明之人”。 他不但七次弹劾“苛政暴敛”的转运使王逵，而且不畏风险，力主将皇帝的亲戚，“凡庸之人”张尧佐免去要职。在包拯看来，“在政府无所建明”的平庸之辈，不论其官职有多大，都必须下台。他曾建议改革选人、用人制度。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。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，是不知廉驻，“贪冒相尚，但顾子孙之计”。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，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，也要通过考试。这些，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。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。新政失败，许多官员受到处分，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，主张起用他们。

在经济方面，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，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。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。包拯列举了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，建议：国家急需物资应该“置场收买”，以公平的价格，自由收购。这对减轻百姓负担和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，都是有利的。包拯极力支持改革，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，由原来官方垄断，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。他的建议，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，也有利于食盐的流通。沈括称赞“通商法”“行之几十年，至今以为利”。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，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，防止他们漏税逃役。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。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，目的在于“宽国利民”。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，

在军事方面，包拯主张民富国强，改善边防措施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。他在出使辽国时，辽国刁难他，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，不卑不亢。回国后，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，报告朝廷。他说：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，聚集粮草，其意图不可不防。他建议，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(代县)、应州(应县)、雁门关一带的战备。以前，辽国蚕食边境领土，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，不敢对抗。如今应该下令边臣，让其严加防守，不能丢失一寸土地。另外，原来这里的守将，在军事上是外行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。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，加强河北，山西的防卫。更重要的是，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，提出了裁减“老病冗弱”的主张，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。同时，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。 宋朝将士经常调动，以防武将专权，但造成了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弊病。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，使将官有职有权，不要轻易调动。可贵的是，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，以不增加百姓负担为前提。

     为人刚正不阿

   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，要用自己行动来谱写。一旦自己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、对人民有功有利，那么，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。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，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，有利于社会与人民。这实践，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，而且也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分不开，他为人刚直，既不两面三刀，更不会搞阴谋。他从不趋炎附势，看颜色行事，更不说大话，假话。即使是在皇帝面前，他也是直言不讳，不怕冒犯皇帝。为了立太子的事，包拯曾冒死直谏。包拯又说：宫内的亲信宦官，权力太大，待遇太多，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。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，招来不测之祸。还好，皇帝说，“忠鲠之言，固苦口而逆耳，整有所益也，设或无益，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。” 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。否则，早巳人头落地了。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，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，对包拯都很钦佩。欧阳修就钦佩包拯“天姿峭直”。

    包拯刚直，却并不主观武断。他既善于调查研究，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。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，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，却能虚心接受。所以司马光称道他“刚而不复，此人所难也”。包拯大公无私，不谋私利。他一生俭朴，即使是当了官，有了地位，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，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。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，刻在家中壁上。家训的全文是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，不从吾志非吾子孙。”也就是说：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，不要欺负百姓。如果有人不如此做，那么，就不是包家子孙，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。

      平生维护法制

    在小说、戏曲中，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，历史上的包拯确实爱民如子，不畏权贵，执法严明，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，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。 包拯严明法纪，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维持封建秩序。但是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包拯是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，都能认识到：对于人民群众，应该爱护，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，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，对百姓任意欺压。他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，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，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。比起贪赃枉法来，两袖清风，依法办事总要好一些，对广大人民有利些。

   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，作出了新的规定：大开正门，凡是告状的，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，直接面陈案情，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。包拯办案，有两个特点，一是不怕权势，二是为民申冤。两者结合起来，便是包公。

    不怕权势，敢于顶风办事，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。那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，把官僚、贵族、豪绅、恶霸们联系在一起。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、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，谈何容易。但是，包拯迎难而上，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，使得“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”。包拯办案，不徇私，不舞弊，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，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。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。